临床路径论文全文(5篇)

1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2011年9月-2012年8月儿科的抢救病理为163例新生儿窒息复苏的次数为44，心脏骤停的次数为7，休克次数为26，抽搐的次数为86，放弃治疗的病理以供有7例，4例为死亡病例。对待这一组病例的治疗采用的是常规治疗方法，病患的年龄在2岁左右。2012年9月-2013年8月儿科同类的患儿以供是154例，新生儿窒息复苏36次，心脏骤停的次数为6次，休克次数为20次抽搐次数为92次，放弃治疗的病例为4例，死亡病例是3例。年龄也是2岁左右。对这一组的患者进行临床路径抢救，两组人群在年龄"发病的紧急程度和疾病类型上都没有太大的差异。

1.2方法

1.2.1制定合理的抢救路径

严格按照医疗护理的有关规定制定心肺复苏"休克和抽搐病人抢救时的临床路径，路径制定后要经由科主任"护士长和科室质控人员进行统一讨论，确定其具有可行性以后再上报上级有关部门，最终确定可性后，再进行具体的实施操作。

1.2.2路径培训

1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2012年01月～2014年05月，在我科住院的急性肾盂肾炎患者158例，其中男48例，女110例，年龄19～88岁，平均年龄45.3岁。文化程度:大学及以上15例，占9.5%，高中文化38例，占24%，初中及以下文化105例，占66.5%。将患者随机分为试验组和对照组，每组79例，两组在年龄、性别、文化程度、疾病程度等方面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

1.2方法

1.2.1对照组

患者入院后当班护士对患者进行常规入院宣教，护士机械地执行医嘱，临床工作中对患者随机实施健康教育，实行功能制护理。

1.2.2试验组

第一篇

1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抽选2011年8月－2013年9月我院接收胆结石手术患者80例，按临床意愿分成两组（常规组、干预组），常规组患者40例（男19例，女21例），年龄25~60岁，平均（40.5±0.5）岁；40例患者中，高中及以上学历患者20例，初中学历患者14例，小学学历及文盲患者6例；干预组患者40例（男18例，女22例），年龄30~65岁，平均（45.5±1.5）岁；40例患者中，高中及以上学历患者18例，初中学历患者15例，小学学历及文盲患者7例。组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

1.2护理方法

常规组患者给予临床基础性健康教育，干预组患者给予临床护理路径性健康教育，如下。

1.2.1入院指导患者进入医院接受临床治疗后，护理人员需第一时间向其介绍医院环境，让患者充分了解自身居住环境，消除紧张、恐惧等不良心理；向患者介绍负责医师，病房设施等。同时，护理人员还需告知患者医院作息时间，叮嘱患者严格遵守；规定患者家属探视时间，以免频繁探视影响患者情绪。

1统计学应用中存在的常见问题

1.1单因素方差分析(ANOVA)两两比较误用独立样本t检验单因素方差分析设计3组以上的均数比较,如果总体比较有差异,需进行两两比较,一般用SNK法或LSD法。但部分研究者却将资料进行拆分,应用独立样本t检验进行两两比较,导致第Ⅰ类统计学错误发生率(假阳性率)增加,从而掉进了一个常见的“统计陷阱”,使所得结论可信度大大降低甚至得出错误结论。SNK法与LSD法虽然并非等价,实质是一致的。SNK法一般用于经方差分析结果具有统计学意义时才决定进行的两两事后比较,而LSD法可用于方差分析不足以具有统计学意义时也能进行两两比较[1]。比较两种方法在SPSS的输出结果形式,SNK是“分堆”比较,一目了然,对于组别数较多的研究更为好用,但没有具体P值,而LSD是在进行“两两”比较时,能给出具体的P值。

1.2两两比较时检验水准的重新调定χ2检验或秩和检验3组以上整体比较有差异时,需应用分割法进行两两比较,这时检验水准应由原0.05调定为0.0167,否则会增加第Ⅰ类统计学错误的发生率。特别当P值处于0.0167~0.05时,按照P<0.0167的标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而按照P<0.05的标准,却有意义,与事实相悖,出现假阳性,很容易得出错误结论。这种分割法有时很保守,当行列表资料分组多且为有序时可用Mantel-Haenszel卡方检验,也称线性趋势检验(testforlineartrend)或定序检验(Linear-by-Lineartest)[2]。统计路径:用SPSS进行计数资料的趋势检验,在输出结果中读取线性关联检验统计量(Linear-by-LinearAssociation,LLA),如P<0.05可得出随着病种级别的升高,检测指标逐渐升高的趋势。

1.3临床诊断试验中的统计学方法应用在临床诊断试验研究中,经常选取单项计量指标或者联合计量指标以诊断某种疾病,若仅用初级统计学方法如t检验、单因素方差分析等往往不能有效挖掘信息,此时应采用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OC)对检测结果进行分析评价。ROC曲线分析基本原理是通过诊断界点的移动[3],获得多对灵敏度和误诊率(1-特异度),以灵敏度为纵轴、误诊率为横轴,连接各点绘制曲线,然后计算曲线下的面积,面积越大诊断价值越高。ROC曲线很直观,能根据敏感性与特异性之和最大化原则自动产生最有效的诊断临界点。具体路径可以参考相关统计专著[3]。统计学处理一般描述为:采用SPSS(版次)统计软件分析数据,对单项及联合检测结果作图绘成ROC曲线,计算曲线下面积(AUC)和标准误,其中联合检测结果变量即预测概率由Logistic回归产生(也可以用判别分析得出)。计量资料应用-x±s表示,运用独立样本t检验及单因素方差分析,两两比较采用SNK及LSD法,计数资料采用χ2检验。检验水准为0.05。具体内容可据情而定。

1.4重复测量资料的方差分析误用拆分文件的t检验或方差分析如研究共设3组,每位患者在3个时间点均查某项血指标,部分作者在处理此类数据时,常误将纵向(同一时间点3组的比较)与横向(同组3个时间点的比较)数据均应用拆分文件的t检验或单因素方差分析来处理,结果导致统计学第Ⅰ类错误发生。此组数据实质是重复测量资料,应采用重复测量资料的方差分析。SPSS中的统计路径:数据-分析-一般线性模型-重复度量。研究者可以参考相关书籍进行处理[3]。

1.52×2析因设计及析因方差分析实验是2×2析因设计时,分组有两个因素,A与B,故分组为A、B、O、A+B,这个设计在析因设计研究中很常用,但常会出现分组设计正确,却没有用析因设计方差分析。析因设计与单因素方差分析不同[4],它不但能分析治疗效果中处理因素的单独效应和主效应,还能分析因素间的交互效应,并能提高检验效能。非统计专业的研究者进行析因分析可能稍有难度,可参考相关统计学书籍提供的统计步骤进行此类分析[3]。

1.6Meta分析Meta分析是循证医学系统评价常用的方法[5],应用时需注意统计学处理中计数资料采用比值比(OR)作为效应变量。具体路径:先进行异质性检验,当P>0.05时,认为同质,选择固定模型;P≤0.05时,不同质,此时可采用敏感性分析或分层分析等异质性处理,使之达到同质后再选择固定模型;若采用异质性处理仍未达到同质,则采用随机模型,以上统计路径均需交代清楚。Meta分析的结果是以“森林树”体现的,审校中我们经常遇到作者绘制的“森林树”左上角“文献、对比、结果名称”等内容显示为“?”,这是由于部分版本的RevMan软件不能输入中文,此时可以考虑省去,或用Photo-shop软件添加相应中文。Meta分析作为一种高级统计方法,专业性要求较高,作者可参考循证医学类权威杂志上的文章格式,如《中国循证医学杂志》中“论著•二次研究”栏目的循证文章。

〔摘要〕医学伦理学视域下的职业道德培育路径，应结合医学研究生自身的特点和特殊环境来考量对其职业道德要求的合理性，体现不同培养阶段和节点上的具体矛盾，充分考虑医学研究生学习和轮转的特殊需求，重视个体的特殊成长环境和差异性的需求，突破校园教育文化的局限。同时，要体现“以人为本”的理念，加强对他们的社会地位和人格心理的关爱、生活质量和生存状态的关注、学习过程和职业前景的关心，帮助他们健康成长、科学成才和全面发展，促进医患关系的改善和医疗卫生行业的医德医风建设。

〔关键词〕医学伦理学;临床医学硕士;医德教育;职业道德

1伦理学的实践性和模糊性

伦理学，作为一门主要反映现实生活的学科，它关切的是人类日常生活和日常行为，是所有人文学中最具实践性的，最能体现人文学特征的哲学分支学科［1］。伦理学和医学的早期发展都能在古希腊找到源头，在这里，医学技术是古希腊人对自然达到相当精确地观察和了解的唯一领域，医学已经是一种真实而真正的技艺［2］。亚里士多德是西方伦理学的奠基者，他赋予了伦理学的实践理性，把伦理学定义为关乎幸福和善的学问。为了解释伦理学的纯粹理论和实践应用的特殊关系，他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经常引用医学的案例来类比。伦理学是基于人类具体社会生活和实践的智慧，具体讨论人们的哪些行为在什么时间什么情况下的好坏、善恶和美丑。伦理学虽然也可能靠逻辑的推理来确认知识的准确性，但它从来没有能够像数学或化学等学科一样确立精确的概念或公理，它主要的方法论是道德叙事，简单来说就是讲故事。伦理学经常会讨论什么行为是道德的或不道德的?什么行为是善的或恶的?然而，很多讨论都没能寻找到普遍认可的公理或者通用的准则，在有关道德的定义和判断及其评价上，可以说，伦理学从来都是模糊的。这是因为，所有人都是独特的个人和具体关系的结合点，他的行为都是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必须结合他自身的特点和所处特殊环境来考量。

2医学伦理学的视域

近年来，医疗卫生领域层出不穷的矛盾和问题，使得人们把视野和希望投向医学伦理学，以期能就有争议的现实道德问题达成一定的伦理共同体内的道德共识，维护或确立特定道德原则的权威性［3］。可是，现实的情况并不乐观。在现代社会快速转型过程中，关乎道德行为的内在约束越来越少，重要性不断增加的外在制度约束却因不同的利益诉求又难以达成一致。许多事件一次次冲破道德底线，却并没有及时可靠地得到伦理或道德的认可或谴责，而仅仅被社会当作一个个可以容忍其存在并任其发展的事实而已。药品回扣、学术腐败、医学研究生的培养变为低价劳动力的免费使用、医疗服务被套用经济原则作为商品去交易、“职业医闹”突破道德底线成为社会常态、“防御性医疗”有了更为合理的存在基础等。医学伦理学不仅讨论医学活动中各种关系的事实如何，也包括这些关系如何能够成为道德善，并达到道德最终目的，即增进全社会和每个人的利益［4］。很多探讨医学伦理学的观点，集中于追寻医学技术热点而忽略医学活动对社会关系影响的思考，关注案例分析和引用而缺少了价值的判断和道德的考量，从这两年医学伦理学领域内对“基因编辑”“精准医疗”等热门问题的追捧即可窥见一斑［5］。那么，医学伦理学到底是伦理学的概念和原则在医学中的应用?还是医学自身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和特定环节产生问题可以从伦理学的角度来审视和考量?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认知路径，自然也就有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和方法论。医疗卫生活动是人类生活实践的特殊领域，具有诸多特殊属性，不可用其他的生活实践方式，特别是经济活动和日常道德活动进行简单类比，也就不能简单套用已有的学术理论进行简单的推衍［6］。伦理学概念与医学的结合并不是要通过抽象的某个公理或者公式来对医学活动中的问题作出回应，而是要根据这些问题的萌发产生发展演变过程及其影响和关联的各种关系中去把握和解释，这些过程和关系都不可避免地带有特殊性。

3医学生职业道德的现实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