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前后的变化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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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改革开放前后的变化范文

“好，就这样……。”挂下电话，我一阵轻松。有了电话真是方便，有什么话在电话里说了就行。我不禁想起了改革开放三十年前，传个话还要发个电报，写信，甚至为了一句话，跑了十里……。.以前没有电话，是多么劳累！而现在，只要拨个数字，把简要的说一下，就ok了。哎，三十年前和三十年后，就是不一样！我心中彭湃。

今天功课真多，好累，看看以前的照片吧！翻开我的记忆相册，照片的第一页，是张黑白的相片。上面是我的奶奶，她的衣服很旧，却很干净，扎着大麻辫，站在一间老房子前，脸上充满生气。第二页， 黑白的相片里是我爷爷他在喂鸡，在后面的奶奶正吃力的洗衣服，我的妈妈在家门前扫地。一切都很凄凉，和安静。是十分辛苦的生活。

……第十页，是张彩色相片，上面是我，我穿着漂亮的衣服，坐在沙发上，悠然自得的看电视。这一个是怡然自得的生活，而那一个是艰辛的生活，一个是一盏昏暗油灯，一个是明亮的电灯，一个是一个以馒头为餐的日子，一个是以肉为餐的日子……哦，开饭了，我并不饿，所以只是小口小口的吃着无味的米饭，心不在焉，而米粒撒了一桌，到处都是。奶奶看见了，唠唠叨叨说：“真是的！怎么一点也不珍惜粮食！”我本来心情就不大好，奶奶一骂，我就来气了，不甘势弱的回骂。奶奶见我顶嘴，生气极了，说：“你这小孩！这一粒米，都是精华，要知道，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我都明白这个道理，你会不懂？以前，我们生活哪有你们好！一日有3个大馒头就行了，只求温饱，你看看，你吃的还是肉！我们以前想吃肉都是我们最大的梦想……说着，奶奶还抹眼泪来。我知道我让奶奶伤心了，我惭愧的对奶奶说了“对不起”便大口吃起饭。听了奶奶的唠叨，我知道了，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的生活变化，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 。我比以前更珍惜我的幸福生活了。

我还曾经教妈妈玩电脑。妈妈告诉我，以前有黑白电视就很满足了，哪知，三十年后的今天的生活更美好，更幸福，进步也这么快，真是出乎意料。

这些都是三十年的变化，三十年的进步，改革开放前后的鲜明对比……

第2篇：改革开放前后的变化范文

【摘 要 题】“三农”问题

【英文摘要】This paper analyzes the process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 growth from 1978 to 2004. The finding of our research indicates that the different institutions of land create different incentive to the persons who engage in the agriculture. At the same time， the change of benefit space is caused by the movement of price and finical impacts on the activity of farmers. Hence， the change of institution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agricultural economic growth after China' s reform and opening.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change of land institution， price system and the finical and taxation institution， which impact on the agricultural economic growth， in different phases from 1978 to 2004 in the econometric and statistic methods. The survey shows that the change of institution has greatly contributed to th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e. According to our research， we should take the innovation of rural institution as the main way which to realize the agricultural economic growth.

【关 键 词】农村/制度变迁/农业增长

Country/Change of Institution/Agricultural Economic Growth

【正 文】

JEL Classification: Q190， R110

一、引言

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首先引起长期停滞的农业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农业一改过去长期徘徊的局面，进入了一个增长的快车道，粮食产量在短短的几年里上了一个大台阶。这带给中国经济的一个显著变化是，长期困扰我们的吃饭问题终于得到解决。但是，中国不同阶段的农业增长有起有落，特别是1996—2002年，农业进入了一个持续低增长的阶段，增长的幅度连续低于改革开放以来的平均水平(见图1)。面对中国农业增长的这种趋势，许多学者选择不同的分析思路予以解释和分析。

其中林毅夫(1994)以及麦克米兰等(Mcmillan， Whalley and Zhu， 1989)比较早地分析了中国农村改革对农业增长的影响。他们的研究均认为1978年开始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使农村的经济制度从生产队体制向转变，这一转变对我国20世纪80年代初农业产出惊人增长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黄少安等(2005)则对中国解放后到改革开放前的土地产权制度变化影响农业增长予以实证分析。得出的结论是，中国农业经济在此期间，由于不同阶段实行的产权制度不同，所激励的生产要素投入也不同，从而农业总产出有较大差异；而投入相同的或可比的生产要素，在不同产权制度下，要素的利用率也有差异。另有中科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的王红林、张林秀(2002)则以江苏省为例分析了公共投资如何促进农业生产基础设施改善以及技术进步与发展，进而说明公共投资对农业可持续增长的作用。此外冯海发(1992)、顾焕章等(1992)、樊胜根(1992)、吴方卫等(2000)则以经济增长理论为基本分析框架，从一个较长期的视角对我国农业增长结构及增长效率进行分析。孟令杰(2000)则利用非参数DEA方法对我国1980—1995年农业产出的生产效率进行测量。从现有的文献来看，我国的农业产出的变化是多种因素作用的结果。每一个因素都可以从不同的方面对农业增长产生影响。但是，进一步分析这些因素发生作用的情况，会发现它们在农业增长中的作用是不同的，其中的一些因素对农业增长的影响更加明显。回顾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农业增长，总结对这个时期农业增长的不同分析，我们认为，这个时期的中国农业增长与农村经济制度的变迁有密切的关系，当然，这里所讲的农村经济制度变迁不仅是土地产权制度的变迁，还表现为价格制度、财税制度的变迁。并且这几项制度相互支持，成为影响农业增长的主要因素。对此，我们将从两个方面来说明：一是分析农村经济制度变迁与其他农业生产要素之间的关系；二是对农村经济制度变迁影响农业增长进行实证分析。

本文的基本结构安排如下：在文章的第二部分我们主要对制度变迁与其他影响农业增长因素的关系进行说明；在第三部分我们首先对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经济制度变迁进行了一个简要的回顾，然后我们根据格利克斯(Griliches， 1963)提出的生产函数方法，评估和验证各项制度创新对我国农业增长的影响；最后，是本文的结论部分，同时有针对性地提出一些对策建议。

二、制度变迁与其他影响农业增长因素的关系

农业增长可以用两个指标来衡量，一个是农业总产值的增长率，这是从总量上衡量农业经济规模变化的一项指标；另一个是农业人均总产值的增长率，这是用来表示农业人口生活水平变化的较为准确的指标。然而，在具体衡量农业增长时，研究者多采用的指标是农业总产值增长率。这或许是人们研究所形成的一个习惯，我们在进行农业增长的研究中也将采用农业总产值的衡量标准。至于影响农业增长的变量，一般可以归结为这样几个因素，包括土地、劳动、资本、技术、制度(土地、价格和财税制度)等。在所有的研究中，分析这些因素如何影响农业增长的比较多，而对这几个因素之间具有怎样关系的分析却相对较少。

第3篇：改革开放前后的变化范文

在金融领域，以利率、汇率改革为主为先，而以资本账户开放为辅为后的“先内后外”金融改革次序论曾占据主导地位。金融改革次序论是从“蒙代尔―弗莱明”模型推演出的。它有三个理论基础，即金融抑制论、不可能三角理论和利率平价理论。金融抑制论论证了金融改革的必要性，而不可能三角理论和利率平价理论则是决定金融改革次序论的主要理论支柱。按照不可能三角理论和利率平价理论，在利率市场化和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完成前放开资本管制，跨境套利资金将自由进入国内市场，套取利差和汇差，加大经济波动，削弱国内货币政策有效性，甚至引发经济危机。 不可能三角理论和利率平价理论都有其局限性。“不可能三角”中的“三角”是绝对状态，而这些绝对状态并非常态。现实情况往往是资本不完全自由流动或不完全管制，汇率也并非完全固定或完全浮动，也就是存在着中间状态。各国金融改革与开放的起点大多都是某种这样的“中间状态”，改革的推进过程，常常也并非指向“不可能三角”的某种纯粹状态。利率平价理论也未必与实际相符。现实中的市场并不像市场原教旨主义者们宣称的那样有效，资本流动与利率变化也非一一对应的关系。以上分析告诉我们，金融改革次序论在理论上并非绝对真理，教条地坚持“大爆炸式”改革理论或者“先内后外”、“先外后内”等金融改革模式，而不考虑国情，无异“刻舟求剑”，当然，以这种理想化的蓝图来指导改革，其成功也在未定之天。实践提供了多彩的图景：拉美国家的大爆炸式金融改革多以失败告终；美国实行先外后内的金融改革取得成功，而英国实施与美国几乎相同的改革顺序并不成功；日本先内后外的金融改革最终失败；德国的各项金融改革几乎都在70年代完成，前后相差不过两三年，各项改革互相配合，协调推进，产生了协同效应，取得了较好效果。实践证明，如果我们将金融改革“次序论”僵化，过分强调改革的前提条件，就会使改革的渐进模式蜕变为消极、静止的模式，从而延误改革开放的时机。本书作者反复强调：我国的金融改革应该植根于中国实际，应当全面协调各项改革举措。这是很有见地的。

本书在论证协调推进金融改革理论时，有四个亮点。

第一，将金融改革与宏观经济平衡结合。作者在开放经济条件下的宏观经济分析框架下，论述了经济金融体系调节的静态及动态机制。静态看，固定顺序的金融改革和协调推进式改革过程中，各经济金融指标不会出现大幅震荡。固定改革顺序是“先内后外”还是“先外后内”，主要取决于改革时的初始状态。如果错误地判断初始条件，改革顺序就会有误，经济运行就会面临较大震荡。动态看，若协调推进金融改革，经济金融体系可以较容易地实现内外均衡。若按固定顺序推进金融改革，经济金融系统会以循环的方式向均衡收敛。分步骤看，金融改革时的初始状态决定了推进利率、汇率改革和资本账户开放的时机，也决定了哪一项或哪几项金融改革可以先行一步。

第二，将金融改革与利率、汇率超调理论结合。为了简化金融改革效果的评估过程，作者作出了几点假设。金融改革中有三个状态，初始状态、过渡期和最终状态。决定金融改革成败的关键在于过渡期里各指标的变动方向、频度和易变性。如果变动过多，超过社会承受力，改革可能失败。指标变动少的改革方案是好的方案。评估各指标变动情况，首先就要看各项指标是否超调。如果各指标向均衡状态平稳收敛，这样的改革就没有超调之虞。如果金融改革分先后顺序，各个领域逐步完成改革，经济体会沿着先实现局部均衡再实现一般均衡的路径发展；利率、汇率、资本流动莫不如此。若局部均衡值与一般均衡值的方向存在较大差异，超调将不可避免。协调推进金融改革，当可减少局部均衡值与一般均衡值的冲突，减少甚至避免金融指标超调。

第三，将金融改革与宏观经济政策结合。为了实现经济可持续增长，金融改革当然不可或缺，但是，为了减少经济和金融剧烈波动，金融改革与宏观调控应协调一致，也肯定是必然的要求。从宏观调控一侧看，应当减少软约束的投资刺激计划，减少投资对融资的过度依赖；从货币政策一侧看，则需要货币政策与投资政策相协调，并做到松紧适度。短期内，经济自身的发展、利率市场化改革等都可能产生推高利率水平的结果，因此，货币政策不能过紧。同时由于我国杠杆率快速提升，金融风险正在加剧，货币政策又不能过松。稳健的货币政策对抑制利率的快速上涨是必要的。2014年，央行实施了一系列结构性宽松政策，包括定向降准、定向再贷款等，这些都有利于抑制利率上行，抵消利率市场化的短期影响。在推进利率市场化过程中，过分追求实现货币供应量目标，可能会导致短期利率波动较大。简言之，由于金融改革自身就有宏观调控的意义，改革与宏观调控相配合，是一个自然的要求。

第4篇：改革开放前后的变化范文

关键词：卡通；流行文化；通俗文化

中图分类号：J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4）05-0046-01

一、意识形态转变

80后这一代出生在改革开放以后，在其生活经验之中，没有深入骨髓的意识形态的影响。人们的关注点从社会结构的幻想之上降落到个体生存体验的微观世界之中。大家考虑的不再是宏大命题而是个体延展的具体筹划。整个社会完成了从政治理想主义到经济实用主义的道路的转化，整个国家一头扎进经济生活的洪流。

二、老卡通运动

在这个转变的背景之中，艺术也发生着悄然的转变。前辈艺术家在经历这种前后极大变化之后的心理落差，被巧妙的转化到作品之中，比如玩世泼皮，新生代，政治波普，艳俗流。而在90年代，卡通一代在沿海地区粉墨登场。在这片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我们见到了许多经济奇观，在这种物质力量迅速聚集的情况之下，社会语境也在发生本质变化，前面以一种建立在意识形态的思维方式之上的创作方法论已经失效，揶揄与反讽这两种惯常手法已经变成无病，更加年轻的一代已经凛然决然的投身到新兴的物质世界里面去寻求答案。

反观卡通一代的作品更多是抛出一个“卡通”的概念，在作品上运用图像的拼接挪移的手法，只是把一些具有“年轻态”浅表化的视觉符号拼接在一起，并没有在作品中形成更加具有说服力的语言来表述这样的文化立场，更没有考虑到作品生效的现实背景――卡通――这一亚文化类型在国内的实际状况。也就是说“卡通”还没有形成一种社会文化生产中不可缺少的必然方式。当时，沿海只有少数的接受日本外包的低水平动画业务，也没用形成“卡通”概念消费的市场基础。“卡通”还只是处于舶来品的水平之上。再加上“卡通”这一以追求表面化，物质化，浅显化的具有波普艺术表征的反精英的文化态度本身与整个社会的普遍的对“深度模式”的追求的批评话语相左。“卡通”的文化立场与他的通俗化都注定了他的尴尬结果。它并不具有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大众化”内涵，但是这种对深度模式的喜好，是那一代人始终无法走出的羁绊。

三、新卡通运动

2000年后所谓新卡通一代，所面对的又是怎么一个情况呢？如果说老的一代对待“卡通”是一种有意识的对文化的思考，而新一代艺术家更多的是一种“无意识”的行为。直接在作品中反应出自身的视觉经验，更加自觉的运用通俗图像，较少发现一些-🔥js1996注册登录式的教条影响。这些都是这一批敏感的艺术家在更开放的语境中找到的一种图式演变的规则。在这一代艺术家身上，较少发现对于“深度语言”的纠结，在绘画语言上突出了图像的直观表现力，让观者在第一眼的观看之下就能做出直觉的反应。高效直接，这也许暗合了当下一种快餐式文化的传播特点，而艺术家以这样的直观的图式来作为对当下文化语境的本身所作的对应――而不是在画面之前揣测缠绵――解决了前一代在形式探索上的不足，用作品本身的特征来表述立场，而不是用一套理论的框架。这一代人与前一代卡通不一样并不过多的去考虑作为“卡通”概念本身在社会意识形态中的文化象征意义。而是在这一表层之下去寻求各自的立足点，这其实是一个更广阔的空间。可惜的是这一点在很多批评家来说基本是无视的，他们还纠结于一种基于意识形态思考的惯性之下的对艺术家“责任感”的追问。而“缺乏责任感”这是对改革开放后成长起来的这一代最大的标注。

四、结语

但是作为整整一代人，用一个“卡通”的词汇来描述很不妥当。只因易于操作，这个被资本追捧的简单词汇却远远不能表达2000年后的艺术新现象，但是它却因为简单通俗而遮蔽了很多人的眼睛。作为一种反常规的样式，它是对固有文化具有挑战意义的，因此也具有一种前卫的姿态。但是，当它被泛化成为一种艺术创作的普遍样式的时候，那它本来所具有的文化针对性也荡然无存而成为新的媚俗。

“80后”这一概念是“70后”概念的延续。这种发端于文学界的以年代划分族群的方式很让人质疑，但是，这种带自然主义倾向的划分方法至少是无害的。当曾经的被称为“小太阳”的一代，“新新人类”的一代成长起来，其受意识形态的影响和父辈比起来微不足道。所以，创作的去意识形态化很明显的突出于他们的作品之中。现在重要的是梳理我们自己的文化资源，了解我们自身的现实处境，找到我们对于文化的方向。当然，这个是在更大的范围内展开，不仅仅是艺术。一个流派和一个辉煌的时代的到来不就是社会各种领域共同做功的一个结果吗？

参考文献：

[1]吕澎，易丹著.1979年以来的中国艺术史.中国青年出版社，2011-9-1.

第5篇：改革开放前后的变化范文

【关键词】个体化;农村;宗教发展

中国农村宗教的发展已成为乡村个体化的需求，乡村个体化也为农村宗教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与机会，对于当代中国农村宗教的发展，必须结合改革开放前后的情况进行分析比较，个体化的出现对中国农村宗教发展起到决定性作用，这说明，乡村的个体化形成推动了中国农村宗教的发展。本文就个体化与当代中国农村宗教发展的问题进行以下研究。

一、当代中国农村宗教发展现状

（一）宗教在中国农村迅速发展

随着宗教在中国农村的迅速发展，社会的世俗化随着市场经济的发日益严重，当代中国农村得以快速发展的因素有很多，不能仅通过宗教本身发展变化与国家政策中追寻答案，不能单一从宗教本身性质方面进行探讨，更不能否定宗教本身特点的重要性，将视线拓展到社会中，综合多方面的研究表明，当代中国农村的个体化促进了农村宗教的发展，导致了中国农村宗教迅速发展的现状。

（二）以基督教为主要的

在农民生活的流动性为农村宗教的发展提供了现实依据的前提下，基督教在中国得以迅速发展的原因有很多，根据基督教本身的特点而言，基督教组织性极强，崇尚自由平等的理念，增强了信徒的归属感，其独特的管理体系，提升了教会信徒的凝聚力，并通过极强的传播性从而够成了这个庞大的组织。在其教会内部，信徒相亲友爱、团结互助，富有极强的归属感。乡村个体化在促进基督教发展中同样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通过基督教自身的特点与农村个体化的融合，为基督教契合个体化农村社会需要创造了坚实基础。因此，中国农村大多选择基督教为重要。

（三）多种并存现象

中国农村宗教的发展较为多样化，基督教、家庭教会、三自教会等遍布城乡社会，通过其组织结构的严密与完善的管理体系，促使的传播更加广泛，进而形成了巨大的组织机构。近年来，为给行动不便、年老体衰的信徒提供方便，许多农村地区频繁的出现家庭教会现象，其主要目的是通过集会的形式，通过互助的方法使人舒缓愁闷、焦虑的心情，家庭教会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信徒的日常生活需要。使每位信徒有着共同的信仰与理念，借助精神理念使集体更加团结，随着中国农村宗教的发展，多种并存的现象普遍存在。

二、个体化在当代中国农村宗教发展中的关系

（一）个体化与基督教的关系

改革开放以后的基督教在农村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基督教在个体化之前并没有在中国农村广泛推广，通过社会的发展，人们思想理念得以改变，农民逐渐了解的自由性，由排斥转变为认可。个体化的出现，在改变农民生活质量的同时，将农民从传统的束缚中得以解脱，加强农民选择自由的意识，由于农民在信仰上逐渐实现自由化、多元化，致使基督教在中国农村得以快速发展，从社会角度分析，个体化便是造成基督教变化的主要原因之一。

（二）个体化与新兴宗教的关系

中国农村的宗教主要属于分散性宗教，当代社会逐渐趋于个体化，中国原有传统的理念以逐渐消散，在此时期，的自由性得以实现，新兴宗教成为了当下中国农村社会宗教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新兴宗教之间的竞争当中，基督教在农村宗教市场占据强有力地位，在众多新兴的宗教中，基督教满足了农民的需求，在个体化的村庄里新兴宗教得以崛起。这些新兴宗教的传播，历史关联性极强，个体化的出现为新兴宗教提供转变的契机。

（三）个体化与农村宗教组织的关系

农村宗教组织的发展依赖于个体化的存在，改革开放以前，宗教组织在农村体系中并不被看好，农村居民受到传统思想的束缚，使其发展状况十分困难，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农村的社会体系得到巨大改变，农民的思想逐渐开放，乡村体系个体化之后，人们不再干涉他人的，在传统社会中，农民主要靠各个阶层的领导解决问题，进入个体化后，农民的自主意识增强，个体化将意味着传统意识的消失，使人在行动上得以自由，严格意义上讲个体化是导致中国农村宗教组织发展的必要因素。

三、结语

当代中国农村宗教的发展，经历了及其漫长的历史过程，农村实现个体化发展，为宗教发展创造了条件，对于宗教的迅速发展，农民应保持理性对待，尊重信徒的宗教活动与信仰，提倡言论自由，思想自由，通过了解宗教在中国农村的发展现状与个体化在当代中国农村宗教发展中的关系，得出结论：个体化的存在促进了中国农村宗教的发展。

参考文献

[1] 李晓荣.新农村建设中问题研究综述[J].中国农学通报，2012（02）：155-159.

[2] 洪艺郡.当前中国农村宗教问题研究综述[J].河北民族师范-🔥js1996注册登录学报，2013（03）：39-42.

第6篇：改革开放前后的变化范文

一、巧用图表特色，兴趣中导入新课

新时期的教师应该有效利用时代赋予我们的优势，在现代科技中找到历史教学的新手段。过去学生在学习历史时，只能通过教师的讲述及书本上有限的图画来形成对某一历史概念的初步印象，因而感到十分的枯燥，极易失去学习热情。如今，教师可以利用网络资源，在学习新课前先给学生展示有关知识的图片，增加他们学习的热情。例如在学习中国古代史中的秦朝历史时，可以首先给学生展示一些起于秦朝时期的建筑、物品等，如万里长城、刀币等，继而抛出疑问，让学生思考这些物品起源，引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进而导入新课。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上课之初就利用图表激起学生探索的兴趣，这样学生就会带着极高的热情学完整节内容，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同时，学生对历史也会有自己的思考，帮助他们培养对历史这门学科的探索兴趣很有好处。

二、结合图表特点，培养探究性思维

尽管历史的学习是以大量的知识为基础的，但学生探究性思维的培养依旧是历史学习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学生只有拥有了探究性思维，才能在学习历史时真正去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才能在历史这门学科上取得意想不到的收获。若单从课本的文字出发，很难培养学生的探究性思维，而图表则更为灵活和富有探究性，所以在历史教学中可以结合图表来锻炼学生的探究性思维。例如在学习苏教版历史八年级上册有关第二次的内容时，可以给学生展示第二次的形势图，让他们思考英法军队进攻路线等问题，也许这并不是要求他们掌握的知识点，但对于开发他们的思维有帮助，也能使他们系统地了解英法联军的作战意图。

在教学中有效运用历史地图对于师生突破历史教学的重难点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教师总是直接把知识点画给学生，要求他们进行记忆，然而这种形式却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学生探究性思维的培养。学生通过自己的思考和探究获得的知识往往比教师直接告诉他们的知识记忆更加深刻，这样的知识往往会成为终身记忆。

三、立足于学习重难点，绘制图表知识网

作为文科，历史往往需要注重理解和记忆，许多学生在学习历史这门学科时，往往存在记不住、知识点混淆等问题，其实学好历史这门学科的关键不是死记硬背，而是要形成一个系统、完整的知识网络。教师可以立足于学习重难点，利用图表给学生绘制一张知识网，帮助学生有重点、有目的地记忆相关知识。例如在学习完中国古代史的相关知识时，可以给学生展示各个朝代的历史图表（以时间为刻度标注各历史朝代，简明地揭示各朝代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等方面的事件、人物、名著，用不同颜色加以区分，一目了然），使学生形成图表式的知识点记忆结构，帮助他们在对比中记忆中国古代史的重难点。

图表式的知识结构能有效减轻学生的历史学习负担，使学生在学习和记忆历史内容时印象更加深刻、更为完整，从而更有利于思维的对比性记忆，形成更为连贯的知识体系。

四、发挥图表优势，形成历史完整性

文字叙述有时候无法给学生十分生动而直观的印象，往往使学生忽略了文字本身代表的意义，而图表则能够更加生动形象地表现，可以使学生更加充分地体会到文字所蕴含的震撼感。又由于初中课本本身叙述较为简洁，学生理解起来有难度，所以教师在教课过程中应当图文结合，充分发挥图表的优势，帮助学生形成完整、系统的历史感。例如在学习中国近现代史有关改革开放的内容时，学生可能无法十分具体地理解到改革开放前后中国经济的变化，只能感觉到现在生活的一种状况。此时，教师可以利用改革开放前后的经济图表数据来帮助学生对比经济的变化，让他们在数字对比中体会到改革开放给中国带来的影响。

第7篇：改革开放前后的变化范文

关键词：土地征用 改革 城市化 补偿标准 再分配

我国土地征用制度起源于建国初期，经历了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两个时代，曾前后多次被修改，不同时期的征地补偿方式和标准存在较大差异。近年来，由于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大量农民集体的土地被征用，随着现有产权制度的确立，不少农民对被征土地提出了产权要求，希望分享土地功能扭转后所产生的增值。

然而，按照现有的土地征用补偿标准，农民所获得的土地补偿非常有限，不仅不能分享土地增值，甚至连基本生活水平也得不到保证。对土地征用制度进行新一轮的改革已势在必行。

土地征用制度改革的必然性

自从建国以来，当土地征用制度不适应社会发展要求时，政府会对该制度进行改革。改革后的一段时期内，土地征用制度能为经济建设发挥积极的作用。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该制度的优势将逐渐消失，其弊端也将逐步体现并开始阻碍经济的发展。

此时，新一轮的土地征用制度改革也将拉开序幕。据有关学者研究，土地征用制度的发展曾经历了五个阶段，分别是1950年到1957年：土地征用立法起步阶段；1958年到1964年：土地征用制度的调整阶段；十年：土地征用制度的停止阶段；1982年到1997年：土地征用制度的发展阶段。1998年至今：土地征用制度的全面改革阶段。这五个阶段所实行的土地征用制度各不相同，当时代从一个阶段向另一个阶段过渡时，土地征用制度进行了相应的改革，土地征用补偿标准也发生了变化。

参照历史，任何时代所实行的土地征用制度都存在一定的适用时期。某时期土地征用制度仅仅同该时期国家的发展形势相适应，当形势发生变化后，这种适应性也将消失，旧的制度将被新的制度取代。所以，土地征用制度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土地征用制度的不断变革和其内在的时代局限性有很大关系。

土地征用制度的决定因素

我国的经济发展阶段、行政法律制度以及产权结构在不同时期有着显著差异，而这些因素的决定了相应时期的土地征用制度。而这些因素的变化也决定了不同时期土地征用制度的改革。

改革开放前的土地征用制度

改革开放前，我国农业占GDP的比重较高，工商业的发展受到了一定的限制。当时的经济增长目的是保证农业和工业的均衡发展，维持社会结构的稳定。因此，我国采取了较低的农地征用补偿制度，同时给予失地农民新的土地，鼓励其继续务农。

由于我国实行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国家的利益高于一切，法律缺乏对私人财产的保护。农地的产权完全归集体所有，农民个人不拥有任何产权。虽然农民仅能获得土地调整期的补偿，补偿标准非常低，尽管农民仍然能够安心的接受这一补偿。

改革开放中前期的土地征用制度

改革开放后，社会形势发生了深刻变化。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推动下，我国社会生产力迅速增长。生产力的发展主要来源于工业的发展，而工业的发展和城市化进程密不可分。城市能够为工业带来产业聚集效益，能够为工业提供良好的基础设施支持，城市中大量的劳动力和生产服务性第三产业是工业企业发展壮大的必要保证。

当工业集中在城市时，也会为城市发展提供大量的资源。所以，这一阶段我国经济建设的主要目的是以城市化带动工业化发展，政府为推动城市发展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

经济发展的同时，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产权制度也在我国逐步确立，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广意味着我国农民获得了土地的部分产权，国家不再通过调换土地的方式来保证农民的基本生活。在法律和制度方面，国家更加重视对私有财产的保护，农民对更高征地补偿的要求有了部分理论依据。

在经济建设为主要目的大环境下，原有的征地补偿标准虽然有利于城市化进程，但是无法体现出对农民权益的保障。因此，政府在保证城市化进程能够顺利实施的前提下，适度提高了农地征用补偿的标准。

改革开放后期土地征用制度

在改革开放的后期，我国经济发展仍然保持了较高的速度。我国仍然坚持以城市化带动工业化的发展途径，城市化的进程进一步加快。城市规模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扩张，导致的农地征用补偿问题也日益突出。据统计资料显示，上世纪90年代的十年间，全国城乡建设用地增加2640万亩，其中81%的新增建设用地来自于对耕地的占用，被占耕地共有2138万亩。进一步，在目前全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修编过程中，各部门已提出的2005年-2020年新增建设用地高达6750-7500万亩。土地供给不足已成为制约我国城市化发展的重要因素。

为此，我国迫切需要加大土地开发力度，以保证城市化进程的顺利进行。

与此同时，市场经济体制和产权制度在我国得到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农地的产权结构进一步明晰，农民要求获得更高补偿的法律依据更加充分。经济发展使得城市居民的消费水平日益升高，为了保障失地农民的生活水平，需要更高的补偿标准。然而，现有征地补偿标准与实际需要的差距过大，城市化进程导致土地被占用的农民人数也与日俱增，这些都成为危害社会稳定的潜在因素。

由于改革的矛盾在这一阶段集中出现，保持稳定、构建和谐社会成为这一时期经济发展任务的必要补充。新的土地征用补偿制度既要保证城市化的继续进行，又要减少社会矛盾的产生，为此国务院专门下发了《关于完善征地补偿安置制度的指导意见》，再一次提高了土地征用补偿的标准。

土地征用制度改革的源动力

土地征用制度改革具有历史必然性，而这一必然性背后则隐含着土地征用质地改革的源动力。

通过分析我国土地征用制度的几次改革过程，我们不难发现其中的相似之处。每当一个土地征用制度建立之初，都能在促进经济发展和保障农民权益之间找到平衡，但经过一段时间后，这种平衡就将被打破而产生一系列社会矛盾。而这一系列矛盾则推动了下一轮土地征用制度的改革。

我国的土地征用制度产生于建国初期，当时土地的一切权力都归国家所有，征地后根据年产值的倍数给予补偿合情合理。可是，直到改革开放之后，我国政府仍然沿用了这一标准。该标准降低了农地征用的支出，保证了政府能获取土地的增值收益。

政府获得这部分收益后，往往将该收益投入到城市建设中，以加快城市化进程。也就是说，我国政府通过土地征用补偿制度，将农地开发所产生的收益在城市和农村间按比例进行了再分配。经过一段时间后，这种再分配会导致城乡差距过大，影响社会稳定。此时，我国政府则通过改革土地征用制度的方式，调整再分配的比例，暂时缩小城乡差距以缓和矛盾。可是，改革并没有消除这种再分配现象，政府仍然从农地开发中获取增值收益，再将该收益用于城市建设。

只要这种再分配现象仍然存在，城乡差距仍将继续扩大，由此导致的土地征用制度改革也必然会出现。因此，我国土地征用制度所蕴含的城乡差别，决定了该制度改革的必然性。

相比而言，由于欧美国家实行以市价为基础的征地补偿标准，其制度并不存在内禀的城乡差别，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的土地都按统一标准进行补偿，因而是一种相对稳定的制度。但由于我国城市化程度远远低于发达国家，需要大量的土地进行城市化建设，故并不适合采用这种相对较高的补偿标准。

据有关资料显示，美国的城市化率已经高达87%以上，美国三大城市群GDP占全美份额的67%；我国2005年城市化率仅为42.99%，我国三大城市圈的GDP仅仅占全国份额的38%左右，我国的城市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规模上都无法同发达国家相比，加快城市化进程成为我国社会发展的当务之急，因此现阶段实行的土地征用制度仍应以促进城市发展、提高工业水平为主要目的。在该制度的实行过程中，则要切实加强土地资源的集约利用，统筹兼顾社会各界的利益。根据本文的论述，由于该制度内禀的城乡差别将不可避免的导致社会矛盾的积累，所以在适当的时候，政府必须果断的对土地征用制度进行改革，探索更有效的土地利用方式。

参考文献：

1.李珍贵.美国土地征用制度.中国土地，2001

2.蒋省三,刘守英,常红晓.土地解密.财经网络版，2006

第8篇：改革开放前后的变化范文

扶贫办主任刘坚，在到扶贫办任职之前，是中国农业部副部长。他的一生好像都与中国农民结了缘，只是到了扶贫办他的情感发生了一些变化......

这个变化如他所说：“以前在农业部工作，跑农村也是比较多的。但是，那时到农村是去考察，更多的是探讨改革成功的经验，相对来讲，看到比较多的是进步的农村。到扶贫办以后，最大的变化，就是去贫困地区多了，看到的贫困群体多了。”用他的话讲，真正的感情来自于面对面零距离的接触，看得多，感受就多。

刘坚还谈到，总理曾到辽宁省辽西市的农村视察，看到一个贫困农民，生病了，没钱去看，更没有条件住医院治疗，只能躺在家里让女儿照顾着，而破旧的房子四壁空空。这情景让温总理很痛心，以至于后来温总理讲了好几次这样的话：“我的心愿就是让农民看得起病。”刘坚说：“温总理的话很朴实，说出了农民心里的话。”

强烈的责任感和同情心，使得扶贫事业成为中国扶贫干部心中一个“让你无法转过身去的事业”。

访谈中刘坚多次提到“感情”二字，他说：做扶贫工作要对农村农民有感情，过去我们就是带着高尚的感情帮助非洲发展中国家的，而不是给人家一分就要索取一分。刘坚讲话语速比较平缓，但在讲到中国扶贫工作中一些问题的解决不能靠坐在机关里谈来谈去，政策的制定不是靠想象，扶贫工作中的事情哪些要办，哪些不办要问问农民等问题时，他的声音显得坚定而凝重。

朴实的情感，给事业带来的是脚踏实地的扶贫理念和动力。

记者在网上浏览时，看到刘坚在搞好扶贫开发、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试点工作协调小组第二次全体会议上说的一段话：“今天上午发言的人很多，会议开得长了，现在午饭的时间已经过去将近一个小时。正好我们可以重温一下饥饿的感觉。大家想一想，如果今天不只是晚吃一会儿饭，而是不让大家吃这顿饭，甚至是一天不吃饭，大家会是什么感觉？这些年我们已经淡忘了饥饿的感觉。可是在很多城里人营养过剩的时候，我们不要忘记还有2365万人的年人均纯收入在683元以下，温饱问题还没有解决呢。在贫困地区农村，不少七八岁的小孩要冒着风雨，踏着泥泞，跑很远的路去上学。这是今天城市里的人坐在家里体会不到的。” 从中可见他对中国贫困问题、贫困人们的关爱之深。

对此，新华社记者曾撰文说：“刘坚要求与会者不要忘记饥饿的感觉，是当前物质生活水平显著提高之下的一次善意的告诫和提醒，是建设和谐社会不可漠视的思想警钟，具有一种特殊的含义。”一位网友也对此表达了相同的看法，他发表评论：“说得有道理，能服人，能感染人，打动人。我们好几个人都有同感，不知道还有那么多人没解决温饱问题，看了心里一惊。”

在刘坚看来，现在中国的贫困人口绝大部分聚居在自然生态环境更差的地方，解决这类人群的问题难度比其他贫困群体困难更大一些。扶贫办曾对中国贫困地区作过调查，连续两年贫困的农户76%在山区，其中，他们的劳动力28.1%的人是文盲或半文盲，要解决这部分人的贫困问题难度很大。就是刚刚脱贫的人口，脱贫的不稳定性也很大，稍有变故就会反复。

刘坚进一步解释，脱贫的人口如果遇到自然灾害或家里有人生病等困难，他们的脱贫状态就会出现反复。他举例说：“中国2003年贫困人口非但没下降还增加了80万人，什么原因呢？当年有1460万人脱贫，同时又有1540万人返贫，所以说不稳定性还是很大的。”

在谈到市场经济情况下如何消除贫困的问题时，刘坚坦率地说：“我们在这方面还缺乏经验，还在进一步探讨。尽管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是目前的任务还很繁重，难度依然很大。”诚如他所言，今天的贫困已不是原来意义上的绝对贫困。刘坚

说：“中国政府始终把消除贫困作为改革开放20多年来的重大任务，比如改革开放以来，中央政府召开了五次全国性的会议，专门研究解决消除贫困问题，并出台了一系列的大的方针政策。应该说中国的扶贫是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得到了国际社会的认可的。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的贫困人口是

2亿5000万，贫困发生率是39.7%，经过20多年来的扶贫开发工作，我国的贫困人口下降到2005年的2365万。贫困地区的生产生活条件有了很大的改进，可以说90%以上的贫困村都能通路、通水、通电，但是我们也很清醒地看到，中国是世界上贫困人口总数仅次于印度的第二多的国家，中国的扶贫工作的确任重而道远！”

在国务院扶贫办公室的办公大楼的走廊里，张贴着一幅幅照片，那是中国贫困地区被扶贫前后人们不同精神状态的照片――

四川省宣汉县百里峡乡梨坪村贫困户黄继美长期生活在贫困中，1997年得到扶贫幸福工程帮助，从发展养殖业做起，有了一定积累后又开办了小商店，生活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云南省丘北县官寨乡山心村贫困户顾彩莲，2002年开始得到扶贫项目的帮助，发展种养业，全家解决了温饱，精神面貌发生很大变化，充满了喜悦和希望。

今天的扶贫不但改变了人们贫困的生活状况，也改变着这个世界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真正建立了人的尊严和平等。这些照片不仅记录着变化前后的农村和农民，而且更为重要的是，这种变化对比已成为扶贫工作者工作的动力。

多年和农民打交道、对扶贫有着深入思考的刘坚告诉记者：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扶贫不是对贫困人群的一种恩赐。他说：“现在我们都说我帮你，我对你恩赐，这不对。扶贫是政府的重要责任、重要职能，是全社会每个人的重要责任。贫困的存在，贫富差距的拉大，它倒过来会影响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

他的话使记者想到，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援助中国扶贫的资金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他们的一位官员讲，给中国扶贫，等中国富裕了会反过来帮助其他国家。国际社会也意识到中国贫困人口的脱贫也是对世界的一大贡献。

刘坚还说，应把扶贫工作放眼开来看，世界是一个大家庭。中国这几年经济比以前有更大的发展，也有责任帮助别的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发展中的贫困国家。因为中国曾经也是一个发展中的贫困国家，所以我们深深理解贫困对一个国家有多大的影响，中国对发展中的贫困国家的帮助是无私的，没有条件的。比如说中国现在帮助非洲一些国家，对他们的扶贫官员进行技能培训，我们毫无保留地把我们的经验、我们的教训，包括我们走过的弯路都告诉他们。我们是带着一种感情，带着一种责任来做这些事情的。

在2004年5月的上海全球扶贫大会上，国际社会对中国无私帮助别的国家解决贫困问题的行动表示一致赞叹。

谈到国际援助项目时，刘坚说，西南项目、秦巴山区项目是国际援助项目在中国成功的典型代表。通过这些国际扶贫项目，使整个地区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些项目还引进国外的扶贫理念，并在国际上共同开展一些跨国性的理论性研究。像参与式扶贫、整村推进式扶贫，这些都成了中国扶贫的最主要的模式。

当讲到国际合作，利用外资扶贫时，刘坚主任告诉《对外大传播》记者，国务院扶贫办外资项目管理中心成立10年来就引进外资8亿元，有力地推动了中国外资扶贫的发展。

在刘坚主任的办公室，原定40分钟的访谈时间，《对外大传播》记者与刘坚谈了两个多小时，这使得我们进一步走进从事扶贫事业人的内心世界。

国务院新闻办原主任赵启正站在对外传播事业的立场上曾提出“要向世界说明中国”，文化部孙家正部长在美国举办“中国文化节”归来后，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谈道：“改革开放使中国人受益的是了解了世界的变化，同时也应该倾听世界的回声。”那么作为扶贫办主任，您还希望外宣工作者做些什么呢？听到此问，刘坚主任略作思考后回答：“上述两点都非常重要，站在扶贫办的立场上，我还想说，希望媒体更重视人类共同感情的沟通工作。”

（采访刘坚后，我们又走进了国务院扶贫办外资项目管理中心。它是连接中国与世界、地方与中央的一个扶贫机构。负责把国外的资金、理念吸引到中国来，帮助中国的扶贫人口，研究分析中国贫困地区的状况，引导那些贫困的人们自强自立。

第9篇：改革开放前后的变化范文

纺织行业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传统产业，棉纺织业又是中国纺织行业的基础产业。建国之初，我国纺织工业以棉纺织产品和服装为主，随后的几十年，化纤、针织、印染、产业用、家用纺织品等分行业逐渐发展壮大，形成了纺织产品的多样性，但棉纺行业的基础地位依然不变，棉纺企业为下游的针织、印染、家纺、服装提供大量原料和基础产品。2000年以前，棉纺织纤维加工量一直占纺织纤维加工总量的60％以上。到2007年棉纺织品及其制成品、服装的出口已经占了整个纺织工业出口的41％。棉纺织在纺织行业中具有“龙头大哥”的地位。

建国以来，经过不断发展，我国棉纺纱锭从建国初期的约500万锭，到1978年已达到1561万锭，建国29年产能增长1061万锭；而改革开放开始的1979年到2007年的28年间，棉纺纱锭从1978年的1561万锭增长到2007年的9900万锭，28年增长了约8340万锭，是改革开放以前29年的5.3倍。2007年，纱产量2000万吨，布产量670亿米，分别比1978年增长了8.4倍和5.98倍，成为名副其实的棉纺织大国。1978年以来，在市场经济的大环境里，在供需平衡的调解下，棉纺行业的发展也经历了不同的阶段，走过了大起大落的几个周期，科学的说法叫做走了一条“发展――调整――再发展”的道路。

1978～1991内需拉动的快速发展期

1978年前，尤其期间，我国棉纺生产发展非常缓慢，三中全会以后，纺织工业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到90年代初，我国棉纺产能已从1978年的1561万锭增长到1991年的4192万锭，平均每年的增幅都在200万锭左右，显示出行业飞快的增长势头。这期间由于棉纺和化纤的快速增长，在1984年前后全国取消了布票。

1992～1997第一次压锭调整期

改革开放以来的较快速发展在1991年左右出现了阻力，由于这一时期我国还没有加入世贸组织，出口市场尚未打开，产能的增长过快与内需增长的相对缓慢产生了矛盾，1991年底，当时的纺织部决定进行产业调整，解决总量过大的问题，首当其冲的便是棉纺织行业。

这一调整被业内人士称为“第一次压锭”，目的在于控制总量，同时提升现有装备水平，淘汰落后的纱锭，把建国以前的和“1”字头的棉纺设备淘汰。“棉纺压锭专项”从92年一直延续至97年，同期相关的支持政策包括：每压1万锭，国家给予1600万元贷款，用于企业技术改造。由于当时大多数企业是国有企业，政策惠及面较广，也有很多企业在没有监销的情况下，仅凭炼铁厂、废品收购站出示的砸锭证明就获得了相应的贷款。这一时期棉纺行业的技术改造确有一个飞跃，落后生产能力淘汰约400万锭，整个棉纺设备的水平得到较大提高。企业积极购买新设备，如当时刚刚时兴的喷气织机、自动络筒机、清梳联等。整个“八五”期间，国家设立了深精高纺织出口专项，新型纺织原料专项，新型纺机国产化、棉纺压锭专项，“两机”专项等五个主要项目，为纺织行业投入固定资产1139亿，技术改造投资占其中70％左右，为800亿。其中“两机”专项即《自动络筒机和无梭织机引进技术与国产化专项》一共实行了21个子项目，项目资金高达14.87亿人民币，项目把国外先进技术通过技贸结合的办法引进来，再进行消化吸收国产化，极大地提高了我国纺织行业特别是棉纺行业的技术装备水平。不过从总量来看，“长出”的锭数和“压掉”的锭数相差无几，因此，从1991年的4191万锭到1997年的4245万锭，“第一期压锭专项”棉纺行业产能增加了54万锭。总的看来，1992到1997的6年来实施了“棉纺压锭”专项，产能基本稳定，没有增长。但是这几年也是行业连续亏损的几年。

1998～2000第二次产业压锭调整期

1992年至1997年，在连续六年的调整过程中，由于计划体制等原因，总量过大、产能过剩的供需矛盾难以解决，全行业一直处在亏损状态，于是国家开始对纺织工业实行第二次调整，棉纺行业由此开始了第二轮更为强势的“压锭”。

1998年中国纺织总会改名为国家纺织工业局，压锭调整是这个新机构的一件大事，国家希望通过压锭的方式，扭转国有企业长期亏损的局面，调整结构，减员增效。与第一次压锭不同，此次调整有三个明确的目标：三年压掉1000万锭，分流120万人，全行业实现扭亏。到1997年，棉纺织行业国有企业比重仍高达78％以上，国家对于这些通过淘汰落后的杂牌设备实施产业提升的国有企业有了更加实惠的政策：每压1万锭就能获得300万人民币财政拨款，用于安置分流人员再就业。配套的优惠政策还包括：核销呆坏账、债转股(企业所欠债转为银行的股份)、土地置换政策，45岁职工提前退休的政策等。原计划是1998～2000三年的压锭任务，在1999年底就完成了，棉纺行业压掉了960万锭产能，分流了120万职工，全行业扭亏，并在当年实现盈利。经过这一次的产业调整，棉纺产能从1997年的4245万锭锐减为2000年3443万锭。与此同时，行业悄然改变了旧的容颜：优质国有企业甩掉了包袱，轻装上阵，开始加快发展经济；民营企业异军突起，接过了部分国有的资产，借2000年中国洞开全球纺织品市场之机登上了中国纺织工业的发展舞台。

2001～2007“国退民进”大发展期

2000年，也是“十五”的最后一年，我国棉纺纱锭悄然上升到3443万锭，在接下来2001到2007年间，中国棉纺织业上演了爆炸式发展模式：从2001年的3548万锭，到2007年的9900万锭，每年增长约1000万锭。

快速增长的内需市场和出口市场是拉动行业快速发展的主要原因。2001年，中国加入WTO，如同给老车换上了新的发动机，我国的国民经济总值几乎每年都以两位数增长，房地产、汽车、公路建设带来的纺织品需求激增，人民消费水平也随之水涨船高。除了不断增长的内需之外，纺织行业作为我国加入WTO最先受惠的产业得到了一个史无前例的发展机遇，出口市场的瞬间扩大让中国在一夜之间变成了世界纺织加工基地。1978年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纺织品服装出口仅为23.3亿美元，到2007年已经达到1750多亿美元，几乎是从无到有的市场放量。人世之后，较低的准入门槛使纺织行业成为当时民营资本最为活跃

的领域之一，国有企业在行业中的比重越来越小，仅余不足4％，在市场经济不断深化的大环境下，棉纺织行业“国退民进”的大趋势也无可避免。

但是，不论企业结构、经济结构发生怎样的变化，从宏观来看，这几年都是棉纺行业建国以来增长速度最快的。仅气流纺纱产能一项就从2001年的71万锭，发展为2007年的203万锭，棉纺织工业实现了全方位突飞猛进的发展，这不仅表现在产量和产能上，也表现在棉纺行业技术进步的速度上。到2007年，我国棉纺行业无梭织机的占有量已达到40.79％，元结纱比重已占到总产量的62.76％，无梭布和精梳纱比重分别为63.8％和26.9％，而这些百分比前面的数字在上世纪九十年代还都只是个位数而已。据2007年底统计，2000年以后生产的先进棉纺织设备占全部棉纺设备的65％，装备水平得到显著提高。

2008～迫在眉睫的调整期?

从2001年开始的全行业发展交响曲，到2007下半年开始出现了不祥的音符：人民币升值、进口棉提高进口滑准税、出口退税下调、进口设备加税、原材料涨价、煤、电、油、运及水费高涨、闹了三年的劳工荒干脆演变为劳工工资的大幅度上升，这一系列外部的政策变化同时集中落在棉纺企业身上，棉纺织企业不堪重负。到2008年，这一切更加雪上加霜了：新《劳动法》实施、宏观经济政策紧缩、人民币兑美元恍然进入“6”时代了!一直都处变不惊忍辱负重的“大哥”行业中的“大哥”企业也忍受不住，感叹2008年是“所经历的最难的时期”。所有的外部条件都对行业发展不利，困难开始显现。

2008年1～5月，棉纺织宏观统计数据仍然显得良好，利润实现123亿元，增长15.9％，出口270.9亿美元，增长7.86％，但增幅出现大幅度下降，大多数企业反映极为困难。统计局数据显示，约1/3的企业((3645户)实现利润120.8亿元，占棉纺全行业利润的98％。而占行业2/3的企业(7040户)实现利润只有2.4亿元。平均利润率只有0.124％，大多数企业基本上处于亏损状态，两极分化进一步加剧。